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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x's closetNo regret is a big regret September 30 理解美国救市，图利华尔街还是纳税人http://chinese.wsj.com/gb/20081001/LET141705.asp?source=UpLet
站在美国纳税人利益的角度上来看，7000亿的救市肯定是对的。认为救市计划仅仅图利华尔街的观点是因为不够理解美国经济的特点。
首先，美国上市公司90%以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而不是像亚洲和欧洲普遍出现的家族控股公司。美国当年透过Anti-trust（平常说的反垄断法，其实根本是反大家族法）使美国的大家族（洛克菲勒之类）在高市盈率下套现离场，把美国上市公司变为大众持股公司。美国纳说人透过养老金、共同基金等等多种手段投资于证券市场，美国证券市场其实起到了一个全民财富重分配的效果，将上市公司的的盈利图利于全体纳税人。所以美国证券市场关乎全美国人民的直接利益，美国政府一定会救市。
第二，金融危机的蔓延会导致衰退。最简单的逻辑就是：现在华尔街谁都不知道下一个倒下的是谁，于是互相停止拆借，3个月libor几乎没有流动性。不敢拆借的后果直接推高贷款利率，加重实体经济的债务成本，于是股市下跌，经济紧缩，没人敢投资。与此同时也加重了消费者的贷款成本（美国人太喜欢贷款消费了），于是消费也开始萎缩。一旦这样的预期形成，企业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消费，萧条也就形成了。
然而一波三折后，周一救市方案仍然被众议院否决。但我始终相信次7000亿美元的计划最终是被通过的，被否决后调整的将是国会对此方案的监督权和对高管的薪酬控制等一些技术性细节。
我绝对相信保尔森在提出方案时是没有私心的，保尔森是是典型的那种聪明绝顶，在华尔街挣够了钱和地位（他不缺钱也不缺权，财政部可不是一个什么小地方），最后一心为政府工作的美国精英。
其实国会不懂经济的人很多，保尔森当初担心如果给与国会太多的监督权，会造成救市方案执行过程中阻力太多；同时如果对高管薪酬下手太狠，银行高管会不积极配合救市计划。基于此保尔森给出了最初的救市方案。
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传统精神又认为，政府权力必须被监督，不能允许保尔森的“独裁”；并且，如果救市计划通过，银行高管还能借着“金色降落伞”拿着一大笔钱离开，会绝对违反美国的公平原则。基于以上两点，原始方案通过有很大的阻力。
最后一个问题在于，救华尔街是不是符合纳税人利益这个问题，财政部实在太难说服议员（其实议员里不懂经济的人大有人在，当初麦凯恩就被对手笑话，说他不懂经济）。所以，这个问题要通过财政部的苦口婆心的和市场的一再下跌来教育众议院，等这个问题达成共识后（救华尔街等于就纳税人），离救市方案通过也不远了。 July 31 正义的勇气11月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财经文摘》在上海与郎咸平会面。此前的三个月间，中国金融中心正陷入一桩愈演愈列的丑闻——在上海原有的100亿元社保基金中，有32亿被监管官员盗用，私自拆借给一些私营企业用于投资高速公路。还有一些则被投入房地产项目和股票市场。
迄今无人知道，堪称中国城市典范的上海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陷入一个巨大的丑闻漩涡。但郎咸平例外。已有消息显示，郎咸平是最早发现上海社保基金存在问题并预备揭露的经济学家。时间是在去年年底。彼时，郎咸平接到一些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举报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董事长张荣坤的资金问题，郎随即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着手调查。今年1月，郎咸平准备透过他与上海一家电视台合作开设的一档财经脱口秀节目将调查到的情况加以公开披露，但节目很快遭到上海当地官员的责难和施压，并由此在今年2月停播。
之前的1月9日，第二届(2005)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颁奖仪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郎咸平受邀出席并发表演讲。在会上，他专门就社保资金入市问题以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阐述了观点——他反对社保资金进入股市，警告说由于中国缺少严厉的征罚机制和信托责任，入市风险太大。郎咸平对《财经文摘》说，他说这番话是另有所指。
在上海，一些知情人士表示，郎咸平没有获得公开说话的空间。在节目被封杀的接近八个月间，郎咸平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和媒体上透露此事，直至中国政府做出对陈良宇立案调查的十天之前。
9月14日，郎咸平首次就节目被封杀一事接受了香港一份新闻周刊的采访，他说，这与他试图通过节目揭露上海社保基金黑幕有关。在去年，他即通过节目反复表示社保基金不能挪作他用，这招致上海一些腐败势力的注意。当今年他准备透过节目解剖张荣坤，借此揭出社保基金内幕时，上海某些主要官员命令电视台停止播出，此后节目组被全部解散。
9月28日，郎咸平在深圳接受中国境内一家知名新闻周报的专访，这应该是他首次向国内媒体披露在上海被迫沉默的细节。但这家媒体没有将这次专访如期公开刊出，他们撤换了稿件。
几经周折之后，郎咸平于11月8日接受了《财经文摘》的独家专访，再度公开披露上海“社保门事件”内中的是非曲直。
不无巧合，谈话地点选择在曲阳路一家咖啡馆的三层楼上，透过窗户往外看，马路对面正是上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管理中心的巨幅标识牌树立在楼房外立面的墙上，非常招眼——不过，郎咸平否认这是他的有意安排。
以下是郎咸平与《财经文摘》的对话：
社保大案曲折内幕
财经文摘：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上海社保基金存在问题的？又如何得知？
郎咸平：我比别人早一年时间知道此事，当时我和上海的电视台合作的一档节目正在播出，有人通过公布的电子邮箱向我投诉。线索有了，事情就简单了，后面的详细情况都能查出来。
财经文摘：投诉内容涉及到哪些人和事？ 郎咸平：投诉内容涉及社保基金，主要还是指向上海商人张荣坤。接到投诉后，我就着手开始调查。当然，重点还是从张荣坤开始。疑问在于：为什么这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会有这么多钱，这么快地富有？ 财经文摘：我们注意到，你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来调查此事，这个研究小组是临时组建的吗？
郎咸平：对。我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研究小组成员是常常换的，他们都是些研究人员。不同的人做不同的案子。我身边只有几个人，因此是机动小组。临时有案子就临时叫他们按照我的指示去调查，比如怎么收集资料之类的。 财经文摘：那么人们就会有疑问，你的调查小组都由研究人员组成，要去调查一起牵涉到在任官员的内幕交易，难度岂不是很大？你知道，有很多类似交易都是非常隐蔽的。
郎咸平：我不是中纪委，不可能知道上海官员的行径。但是从德隆到科龙，一直到社保基金，这些案子我主要调查企业的资金流向，我的专长就是追查资金流向。通过调查张荣坤的资金来源，从社保基金到银行到他再去收购高速公路、再去做抵押，经过这样一圈的调查，因此我知道张荣坤的钱从何而来。 至于讲到关于贪污腐败和内幕交易，那是我查不出来的。在所有案例里面我只谈一点，那就是资金流向问题。 财经文摘：你准备将查证到的问题报告给公众吗？
郎咸平：我准备以张荣坤为主要焦点，将他的资金来源和流向过程披露出来，但（节目）还没有播出就被封杀了。我合作的电视频道收视率在上海是最高的，获利率也是最高的，所以上海官方下令关停的时候，电视台方面足足抵抗了一个月。很不容易。 财经文摘：为什么会被封杀？被谁封杀？
郎咸平：我曾在香港的一个周刊上正式披露过节目被关停的原因，因为我准备在节目里披露这件事（张荣坤和社保基金）。当时没有谈及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问题，而是只谈张荣坤，但谈张荣坤肯定要扯到他。因为这一原因，节目被关掉了。 上海一些官员下令封杀我的节目，并找了一个理由。这个最能让人起疑的理由就是郎咸平的普通话不标准。可是现在当我们面对面聊天时，你就会完全明白，这是一个借口、一个暗藏伏笔的借口。 9月14日，我在香港一家媒体谈了一些上海社保基金的问题。我是全世界第一个指出原上海市委一把手陈良宇是社保基金案幕后黑手的人，我建议中央调查他。两周之后，他被正式逮捕。 当然，这是一起历史性事件。在那么早的时候，我就直呼其名地将他点出来，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早在去年8月，我在已经播出的节目里面就反复表示，社保基金不能随便挪用，那是老百姓的养命钱。当然，节目里面不可能谈得很详细和深入。 财经文摘：你似乎在多个公开场合谈到类似问题，例如在一次演讲中，你认为社保基金不能入市，这是否另有所指？
郎咸平：对。那时候我还是比较谨慎的，不想惊动那些涉案官员，只想给公众一个提醒和暗示。因为社保基金一旦入市，风险太大，不能做。当时我还用股票市场来喻示风险，就是暗指这件事情（社保基金案），再深入就危险了。 财经文摘：我猜想，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你触碰到张荣坤的资金流向，肯定也会发现里面存在着权力腐败或官商勾结的情况。
郎咸平：我查的案例当中都存在权力腐败，像德隆和科龙，都有。中国企业家的犯罪，大都是跟权力有关的。因此，这个案子和别的案子一样，本身并没有差别。 财经文摘：在你进行调查以及试图公开揭露社保基金被挪用的过程中，当事人为什么没有对你进行一些有效公关，使你知道进退？是因为你的价值不能被买定吗？
郎咸平：（笑）您怎么知道没有？至于郎咸平有没有价值，这个话题有着太多的猜测性，我自己的回答不具有科学性，应该由旁人来判定。 财经文摘：你在介入社保基金案调查之前，是否进行过风险评估？比如可能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郎咸平：有的。我肯定会有所考虑。但是走到这一步，会有一个民族情结。从2004年产业改革大潮推进到现在，我所观察到的现象是：通过改革，已经形成“腐败铁三角”。腐败的地方政府勾结腐败的商人和腐败的专家学者，操控媒体、欺骗民众、误导中央。这是一种新的腐败形式。这种现象是很悲哀的，也完全不符合以民为本的理念。 在此情况下，我还发现，整个经济增长的成果不由大众分享，而是被利益团体所掠夺。我请问，当你了解到这一切之后，你会做何选择？无非两种，要么为了个人的知名度，在他们操控媒体的前提下，迎合他们的所作所为；第二，选择对抗。 我选择对抗！对抗的目的不是要为难上海市，也不是要对谁进行批判，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和大是大非。对于一个渺小的郎咸平来说，这能让我心安理得地去对抗，而不是妥协。当然，对抗的结果是不可预料的。到最后，人身安全会遭到威胁。但我并不惧怕。 财经文摘：你面临一些什么样的威胁？封杀你的节目后，他们不怕你通过别的媒体去披露吗？
郎咸平：他们那么聪明，怎么可能不会想到？那之后我一直没有发言，就在于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网罗很多专家、学者发表文章攻击我，比如上海的某些专家，以内参形式写文章指责我欺骗民众、误导中央。“两会”期间这些人也相继发表一些谈话，说郎咸平全面否定改革。他们用的都是“文革式”的词汇。 所以我说这是“腐败铁三角”，我要打破这个铁三角，我选择对抗。至于对抗的结果，我相信他们无非是希望我被逮捕、驱逐出境或者被谋杀。 这时候是比较危险的。但我一点也不担心，因为这是我的选择。当然，你要问我有没有必胜的把握，我说没有必胜的把握。 “腐败铁三角” 财经文摘：有没有研究过这样一个问题：老百姓的“养命钱”——上海社保基金为什么会被挪用？是什么原因使这种挪用变得如此轻而易举？
郎咸平：公众的“养命钱”被拿去建设公路，替公众谋福利还能理解。问题是，你将“养命钱”划给商人做投资资金，这就是把国有资产私有化，况且公众什么也不知道。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是既缺法制又缺道德。 财经文摘：发生这种事情以后，人们会问：社保基金还是自己的养命钱吗？它真正归属过老百姓吗？如果答案肯定，那么，养命钱为什么又会成为权力的寻租资本和商人的投资资本？ 郎咸平：社保基金和国企改革一样，都是红顶商人眼里的一席盛宴。要问，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红顶商人？我和你说过，就是腐败铁三角的问题。地方政府利用权力来服务商人，这一切又由专家、学者从旁提供理论依据。之后，地方政府送给商人一些特权，相互进行交易。专家则在一旁鼓吹，怂恿政府利用权力来服务既得利益者和商人，商人拿到钱后，再回报给政府和学者。 这三个群体牢牢控制着媒体。他们会说，这是正常的，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损失一点无所谓，因为这就是代价。如此一来，欺骗中央和公众，说GDP上去了，这就是改革的成果。哪里知道，GDP上去了，结果是社会大众的所得收入更加不平均，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社会极度分化。经过各地媒体的粉饰太平，严重误导中央政府。到最后，GDP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都进谁的腰包了？没有进入小老百姓的腰包。 财经文摘：透过这起事件，你怎么看待上海商人和一些官员的冒险行为？这又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训？
郎咸平：发生在上海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上海事件需要反省的不是某一两位当事官员，它应该唤起全社会的反思。上海社保基金事件为什么那么受关注？简单而言，这不只体现上海是个十里洋场和冒险家的乐园，它更是冒险家的乐园加之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才会出现如此庞大的贪污腐败“铁三角”。 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堕落——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两大问题。现在，很难找到真正清廉的官员，也很难找到不堕落的专家学者。为什么？就如水闸被打开一样，没有建设疏导水流的渠道，结果造成水灾。同样的道理，连一个疏导水流的法制化的游戏规则都没有建立，就要进行所谓全面改革，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因此，陈良宇事件该反思的不仅是其本人，而是整个社会。 反腐败须严刑峻法
财经文摘：如此说来，我们的养命钱是否不应该交由官员们打理？
郎咸平：那能交给谁呢？老百姓自己没有这种管理能力，一些官员又腐败，交给民间机构管理，又没有人认可。在美国，社保基金依然是由政府管理的。但他们的政府是个有信托责任的政府。中国中央政府相对而言比较有信托责任，但地方政府是缺信托责任的。所以才会导致类似上海的事件出现。 财经文摘：中国以外的国家又是怎么管理社保基金的？
郎咸平：中国以外国家的社保基金管理几乎都由信托责任政府进行，什么是信托责任？就是道德良心。信托责任的内涵是道德良心。 这牵涉到法系问题。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不同。英美法系是和道德联系起来的，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通常道德判断会成为司法裁决的一个标准，其中就存在道德规范和约束。他们不敢没有信托责任，否则就要受到严厉处罚。举个例子，美国的企业来中国经营生意，不敢违法，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觉悟高，而是一旦他们在中国触犯法律，回到美国是要接受制裁的，这有震慑作用。 中国不同，因为大陆法系和道德并不挂钩，它只告诉你什么不该做（在道德层面没有必然的约束）。虽然大陆法系已经不能更动，但我希望未来中国法制化进程中能够加入英美法系的一些精神在里面，通过一种更强烈的约束性法案，慢慢形成道德规范。 财经文摘：上海新近出台了他们的社保资金管理办法，你是否看好这一举措？
郎咸平：最可笑的是，中国的法律和管理办法是世界最多的，最大的问题又总是执行不到位。现在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办法，而是切实有效的执行。举个例子，中国的《公司法》是最会抄的，把欧洲的公司法抄过来，把美国的公司法也抄过来。所以中国的《公司法》既有欧洲的监事制度，又有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可是完全没有用的制度就出现在中国，因为根本无人执行。 财经文摘：在此情况下，是不是说社保基金一类案件仍会得不到遏制？
郎咸平：反腐败。中央政府必须以最大的执法力度反腐败、打击铁三角。这次反腐败，社会大众反应多么热烈，这是获得大多数老百姓认同的政策。通过打击腐败，把利益重新归于老百姓。这是重大的意义。 政府必须采取强大的力量，彻底打击腐败。要建立法制体系，以强有力的法制来制约地方政府和官员。现在被反腐的官员都是高级别的，而且又都是些在职的。这值得高度评价和肯定，很不容易，需要我们支持。 只有严刑峻法，才可能防止社保基金一类问题发生。短期的各种严厉规定和长期坚持打击腐败相结合，要以最大力度让官员和其他的人有所畏惧。 财经文摘：政府一直强调要反腐败，也一直在打击腐败，但如社保基金一类腐败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这时候反腐真的很有效用吗？ 郎咸平：为什么腐败会继续发生？这时候才发现，不仅是单一的腐败问题，还有社会的堕落。以前官员贪污被抓，人家说你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现在不是了。现在社会上会说，哎哟，你好倒霉！这就是社会堕落，与腐败是密切互动的。 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本身没有错，任何国家都需要改革，这是一定的。只是我们的改革路径选择是错的。现在已经到了反思改革的时代。如何正确地理解改革？如何促进经济更进一步发展？我认为，反腐败是真正能够落实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理念的指导思想。 如果将改革开放看作一支分为三级的运载火箭。那么，邓小平在28年前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思想，应该是推进火箭的第一级助推器，它把中国带上新的高度。但在今天，体制腐败、社会堕落、“腐败铁三角”形成。这时候要将这一级脱掉并点燃二级火箭才能继续前进，这次中央政府以最大的执法力度去打击“腐败铁三角”、教育民众、强化道德责任，正是点燃火箭的第二级。 反腐败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这是获得公众认同与支持的政策，也是执政的基础。只有反腐败，才能让改革利益归于民众，企业家的能力才能得到发挥，任何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华，不需用太多时间去搞腐败，因此，反腐败是下一个阶段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June 01 CFA倒计时一周的阿Q以下文字摘自某CFA考经，和所有中国CFA Candidate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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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讲一下信心的问题，很多朋友都说CFA考试是英文的，考试内容又多，太难了。我觉得大可不必这么认为，大家知道在国外CFA论坛上美国人对中国人参加CFA考试是什么态度吗？他们认为世界末日到来了，在他们眼里，中国考生都是青面獠牙，头上长角，各个GRE数学和逻辑都拿满分的怪物。他们根本就没有信心比中国考生更优秀，大家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 May 17 汶川地震上市公司该不该捐款？汶川地震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灾后的捐款也成了现在每个人都在关系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受难民众出了目前面临的灾难，还将面临未来几年重建家园的艰难，离开社会捐款和国家支持是无法完成的。
当一些上市公司公布了他们的捐款数额后，例如万科捐款200万，受到了大量网友的怒骂。认为这些公司为富不仁，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竟然没有尽全力来支持灾区。
尽管我非常理解大家帮助灾区急切心情（我自己也很急），但是，在这，我要冒着被骂的危险说一句：上市公司捐款数额有限是正确也是适当的。我想看完这句话很多人要开始骂我了，但恳请骂我的人把下面我的理由看完了再骂我。这是一个我认为很有必要澄清的问题，因为我不希望做了正确事的人受到指责，鼓励错误的行为。现在和将来很多人都会走向公司职业经理人岗位，希望大家心中一定要记得自己对股东的信托责任，维护股东利益。
在这里我不讨论上市公司老总道德的问题，道德是一个太主观概念，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单纯讨论万科这样的上市公司捐款200万是否合适这个问题，我从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开始：
大家设想自己是一家公司的经理，今天你得知汶川大地震，心急如焚，希望向灾区捐款。这个时候，有人来募捐，你能不能拿一大笔公司的钱捐给他？
我相信大家会认为不能，因为公司不是你的。如果你非常想捐款，你可以掏自己的腰包，但是不能拿公司的前来捐。
这时候回到我们最初的关于上市公司的问题，我们想想上市公司是属于谁的？万科是属于王石的吗？如果大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花点时间解释一下。上市公司是属于所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东的，也就是属于每一个买了万科股票的人的。王石虽然是董事长（曾经的总经理），但是公司不属于他（他的个人持股远低于1%），他的责任是： 受股东之托，经营管理公司，为股东利益服务。所以，当王石要捐出公司的每一分钱的时候他必须要想，这是否符合我的股东的利益。
1．这时候还是有同学会说，那时不是王石或者职业经理人每花一分钱都要去的股东的同意？ 答案是：不是，但前提是经理人的行为必须是位股东利益服务，并且符合公司章程。对于捐款这样违背股东利益的行为，必须得到股东的同意，即使是董事会也必须慎重，因为董事会的责任是保护股东利益的。
2．还有同学争辩，就算万科是属于股东的，那万科的股东就没有义务捐款吗？王石就不能替他们捐款吗？ 答案是：股东可以自己捐款，但是王石不能用公司的钱替他们捐。为什么？因为万科如果决定捐1000万，这1000万会平均得分摊到每一个股东身上。作为经理人如何保证每个股东都支持这样的行为？（注意，此行为违背股东利益）。而实际上公司捐款和股东自己捐款是没有本质区别的，这1000万捐出去的同时，每个股东的权益实际上就已经减少了和1000万相当的每股支出（不考虑捐款对税收的影响）。
所以，万科只能在授权范围内捐款，或者万科的经理人自己掏自己的腰包。如果万科的股东认为捐得少了，万科的股东可以自己掏自己的腰包，自愿去捐款，这样的行为不会影响到其他不愿捐款的股东的利益。
3.最后，有的同学还有疑问，那如果假设王石是万科的大股东，可以控制董事会通过捐巨款给灾区的议案，这样的行为可以吗？
答案还是不能。的确，从董事会的角度，王石如果是大股东并且控制了董事会，可以使捐巨款的议案通过，但是这样的行为是违反中小股东的利益的。
很多人看到这个地方就开始疑问了，大股东都点头了，董事会也通过了，怎么还是不行？ 我反问一个问题：公司治理的目的是什么？公司治理的目的按照一个学术定义，那就是替你的中小股民创造财富这么简单。同样，政府、证监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这个问题是很多人不理解的，但是本文谈论的重点不在于此，我尽量抽空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如果同学很好奇这个问题，请google:公司治理+中小股东利益，寻找答案，推荐读物:<郎咸平谈公司治理>）
所以，捐巨款给灾区这样的行为是违反中小股东利益的，即使董事会通过也是不合适的，严重一点说，不合法的。
最后，我总结一下我的观点：上市公司不应该捐巨款给灾区。捐款行为应该是由经理人或者具体的股东单独自愿完成，而不应通过上市公司来完成。 我理解大家为灾区捐款的急切心情，但是这必须通过用正确的方式来进行。
May 13 多灾多难的中国去年今天，我正在四川阿坝州去往拉萨的路上。
今天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报道，一阵阵的揪心，我多想去到阿坝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上海看地震是单纯的新闻，回到厦大BBS，我看到的是言语中流出的切肤之痛。
太惨了，真的太惨了... April 22 离开咨询（下）
又是深夜了，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这故事的下半段写完。写这篇文章上半段的时候已经过去大概两个月了，可是我心中一直惦记着，想要赶紧把事情做完。只是写文章的那种感觉过了就不在，虽然心中知道答案，但也不愿草草了事。一直在等那种冲动再回我心时再完成这篇回顾。 昨天早上9点半的火车从南京回到上海，刚才打开李宗盛的演唱会，南京的旅行，现场的演唱会，与好友聊至深夜，一切历历在目。一幕幕情景钩起的那种激动和勇气涌上心头，决定写完这下半段。
到南京的第二天，从中山陵徒步回来已是晚上九点了，从下午走到晚上真的很累。我一大学时的好友刚从国外回来在南京大学，外面还在下着小雨，我犹豫要不要见她一面。其实我和她不是非常熟，虽然大学时曾经和她还有另外两个人组了一个翻译小组帮公司做翻译，并且还赚了一些小钱，最后大家约着到很远的一个驳涛汹涌海边露营吃烧烤，但是总是属于那种私底下没太多交流的那种。 电话打过去她很吃惊，厦大的老朋友来了还是很开心的，人离开厦大就是这样，碰见什么和厦大有关的东西就很激动。于是大家就越到附近的酒吧去坐了一会。酒吧是比较安静的那种，也比较简单，下雨天没几个人。这样的地方很快又让人想起了厦门，厦大附近总能在很偏僻的角落里找到别墅里幽静的咖啡吧，有的连招牌都没有却也是大名鼎鼎，总是客满为患却如图书馆一般安静，只听得见吉他轻轻的弹唱或是悠悠的爵士乐。 厦大人见面不谈厦大是不正常的，大家总是例行的先怀念一下厦大，再抱怨一下目前，也不知道这是谁定的规矩。我说，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我读了厦大。如果还可以回到当年再读一次大学，并且假设全国大学随我挑的话（我知道我不是都考得上），我还是会选厦大。因为，是厦大在我年轻的时候教会了我什么是美。 我曾经抱怨厦大没有给我那么多机会，因为厦大学生没有北京上海学生那么多出国交换的机会（至少在我那时候），因为厦大特别是我们系不是那么好出国留学，因为厦大的学生不如北京上海的学生那样容易找到好的工作...年少时无数次的想如果我在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我会有不一样的成就... 到底什么样的大学，对于我，才是一所好大学？ 直到妹妹要考大学了，我才又把这个问题翻出来认真的想。我希望她读一所能教她理解生命的本质，教她什么是美，给她勇气去追逐美与生命的本质的大学。 不懂得生命的本质的人其实很辛苦的。其实我也是这可怜的人的其中一员，所以我还在辛苦的寻找。我非常的羡慕那些很早就知道自己幸福所在的人，甚至一些人幸福到他们都不曾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从没出现过。这种人科学家、艺术家里有很多，最典型的是费曼，这个可以在脱衣舞酒吧做学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此早的知道了自己的归宿，上天的眷顾又给了他耀人的天赋，我想不出谁比他更幸福。 童年的我要比大多数学生更幸福，小的时候我住在郊外父母的学校里，打开后门便是山，我从小便在山里与田边爬大，以抓各种昆虫为乐。读高中以后，我又因为自己小小的天赋，每天逃学不做作业、跟老师吵架却还没有任何来自父母的压力，高考前天两天还在陪女朋友看电影爬山，几乎不用任何努力便考上了厦门大学。大学以后，我一直怀疑自己变笨了，很努力却换来勉强及格的成绩，曾经一度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生活与工作曾给了我几乎可以毁灭我的失望与压力，就在绝望的边缘老天又给了我一丝曙光...这样的经历让我认真重审自己，也让我爱上了很多经历曲折、历经蹉跎的人的故事，例如朗咸平、钟跃民，例如宽客人生（my life as a quant), 例如李宗盛的歌。 不懂得美的人很难获得幸福，常常回响在耳边的一首歌词：
听到这些歌词的时候我总是很怕，怕自己苦苦多年的追求，总在最后一刻化为乌有。有时候我很不理解很多负债买房的人，几乎用了半生的辛苦与禁锢来换取一个蜗牛的壳，甚至也搭上了父母的后半生，不知他们在付清了最后一期贷款时是何心境。我不会忍心也绝不允许自己搭上父母的后半生去追求任何东西，怕的只是自己奋斗半生的所获甚至不及一个蜗牛壳，再回头青春已逝。
第二日，我和她坐在云南人家二楼的窗边，看着窗外小雨中的1912小街，品尝着美味的云南菜。我们聊到了南大与厦大的区别。她说，南大的学生很踏实，很理想主义，聊天时总会不知不觉料到哲学、历史、艺术这些几乎被城市忘记的话题，让她感觉很好。厦大的学生也很理想主义，但是不及南大那样踏实。可是不知不觉中，她还是说，厦大在心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四年如梦境一般一晃而过。我说，其实，最要的是，厦大比南大美。 我现在总认为，大学不应该有太多过于沉重和世俗的东西，我更希望大学是学生进入社会最后一个“理想国”，是最有可能在我们迷失之前为我们心中建立“理想国”的地方。刚找到工作时，我总是劝师弟师妹早点实习，免得像我一样经历那么多艰难困苦，万般艰辛才勉强过关。现在，我总是劝他们，离开大学前好好享受大学的美好时光，多去旅游，多在图书馆看“闲书”，多陪陪女朋友。以后工作的日子多的是，只是大学的浪漫生活一去不复返。 读书时，也曾一度天天沉迷于图书馆，翻读各种各样的天马行空的闲书，从相对论到量子力学，从物理学史到数学史，都泛泛读了一遍。只记得自己常常拿着那些稀奇古怪的书，看着看着偷偷发笑，旁人好奇问我笑啥，我把书递给他看，看了以后他就更不明白我笑啥了...这种来自心底幸福我到现在还怀念... 今天困了，明天继续... April 18 寂寞难耐总是平白无故的 然而大夥都在 怎麽好意思...一个人走开 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 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只有自己为自己喝采 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 March 29 郎教授的自述这是我最为敬重的郎咸平教授的一段自述，讲述的是他十多年来的人生选择和心路历程。 郎咸平打动我的不单是他深刻的学术洞察力，更多的是他忧国忧民的悲壮。这段文字比较长，相信不是很多人能体会他在讲什么，但还是很诚心的希望大家能把这些文字读完。 希望这段文字对你能像对我一样，如同点亮一盏明灯，照亮前方激励我前行。 ...... 整个社会西化的现象，太危险了。学得都不像，别人的东西都没搞透，根据表面现象自己构思出一套制度来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我一点都没有成就感，发现我们国家问题太多了。必须正本清源，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教条化是最可怕的，要把这个首先打破。 很多朋友对我说，看你心态还是满好的，从来没有暴跳如雷。我好像在不断地看大家演戏，走过来这一趟。这个事件对我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我从一个不太有话语权的人变成一个有话语权的人。我今天的话语权已经不单单是经济学界的话语权，而是我讲的话会比较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不再像以前。但是这个话语权是我苦心积累了几十年的学术修为。 林觉民在他死的一刹那，我相信他知道他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还需要后面的人前赴后继地牺牲，才能创造一个真正的中国。他只是第一个而已。我也是想在中国大陆找到第二春，因为这么多年的积累，在美国用不上了，发展得太完善了。我对美国了解这么透彻，对世界局势了解这么精辟，我认为我会在中国有一片天地。但我自1994年从美国到香港以来，确实放弃了很多，但是在国内一直没有成就感，一直没有人在意我，我过了很多年孤独日子。没有人需要你，你连一个棋子都不是。我曾经在1998年又回到美国，虽然自己在美国有极高的学术地位，但仍然觉得没有成就感。2001年以后，慢慢有机会在大陆受到重视。从明事理到2001年，我等了N年时间，不断地积累自己的学术修为。 我希望等到自己的历史舞台出现。等到2004年下半年，等到今天等了48年了，这就是强势的话语权。任何人都有这种冲动，只要是人，有理念的人，都会有，你不想把这个国家带向富强吗？我是个普通人，但我也要做一番事业！ 我平常总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我现在甚至不愿意出国去玩，也不愿意到伦敦、巴黎去shopping，我情愿呆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时不我待，我已经48岁了，已经没有多少年可以消耗了，我要珍惜自己一分一秒的时间，这也是这么多年的无奈。学术界，我是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学者，我能够为了自己的一个小梦想，跑到亚洲来。不喜欢美国的环境，没有发挥的余地。在美国的今天就能看到退休时的生活，我受不了这种没期望的日子。30多岁我已经是在金融学界世界知名了，怎么到60多岁和30 多岁还是一样的？我受不了的。 我转换是非常快的，当时到香港，到中国大陆，没有优柔寡断。1994年到2004年，这十年，我真的后悔过很多次，不知道对不对，还有一种孤独。1998年回去呆了一年，还是不愉快，又回到那样没有期望的环境里。在中国虽然没有成就，但起码有一个期望在，到了美国，连期望都没有。甚至感到种族歧视，在教书，一走进教室，学生看到亚洲人，说，哦，shit！你心里会平衡吗？我又不是受气的男人，不想呆在那个国家。 你们所谓惊天动地不敢当，不敢梦想。你要知道，惊天动地，要多好的命才能做到这一步啊。一个人要能做到惊天动地，那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啊，我想都不敢想，期望都不敢期望。我只是希望做点小事而已。1994年来，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发展，2001年，已经走到绝望的谷底，说不定你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 当时在想，说不定我应该甘于平淡，在美国去做一个学者就算了，不要有什么像理想啊。留在美国，至少有一个学术地位，香港中文大学跟美国大学相比，学术地位肯定逊色。 我一直在做纯学术研究，一直到2001年。2001年以后，跟国内有接触机会，我才迅速地做了很多国内案例。我发表第一流金融学学术论文是极多的。我是中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里发第一流论文最多的学者。不是一般期刊，而是世界顶级学术期刊。 但我没有幸福的感觉。我过得挺苦的，我是一个苦行僧，为了维持学术地位于不坠，我花大量的时间去念书，做研究。所以我的学生说最佩服我的是，礼拜天打电话给我，我还在研究室里做研究。这是件很辛苦的事，我到现在还在做研究，你知道吗？一个星期要花四天时间写案例，做研究，在读书，在思考，因为我根本不敢止步，一停下的话，就会被淘汰，到时候成为人云亦云的学者，不能主导思想，是件很悲哀的事情。我在演讲和上课时受到听众和学生如此爱戴，让我极为感动。例如最近在中央财大、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对学生演讲后我必须有十几位保安户送上车的景象历历在目。在长江商学院，教完课以后，很多学生都上来拥抱我，和我合影，这种感觉是激动的。甚至在杭州对清华大学EMBA班做演讲，同学一批一批和我照相，我相信这一切是对一个忧国忧民学者打从内心里面的尊敬。为什么我能做到这一步呢？是我这么多年学术积累的一种爆发。 生活中还是有感到幸福的时刻，就是在谈话中你能受到别人的重视，这是对你唯一的回报，辛苦没有白费。学术观点受人注意是一种幸福。 我不愿谈我的家庭的，那是最平凡的一面，谈不出闪光点。 March 02 离开咨询(上)前年8月的太原机场，深夜里怀着对未来的无限遐想，激动的写好了辞职信。夹杂着各种幻想按下发送键后，这封信出现在了合伙人的邮箱里。十多天后，我带着逃出集中营的般的喜悦坐上了开往西安的列车。次日清晨，我走入兵马俑一号坑大厅，诺大的空间里除了冷峻的兵马俑只有背着大包的我一人，我新旅程就此开始了。 晃眼一年半过去了，我已变成上海陆家嘴众多高楼里一名蚂蚁般的小职员，每天随着陆家嘴的上下班的潮水规律的涨退。去年年底，得知一名师弟毕业加入了一家reputation排在全球前三（应该也是今年中国咨询Entry level的top pay）的咨询公司，同时和我一个batch的一个同事也去了同一个firm。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还是非常还是很痒，不自觉地开始在脑子里打着重回咨询的草稿。 突然有个声音开始问自己：当初为什么那么坚决地离开咨询？非常坦白的，也是我能及得很清楚的理由是：我不想留在一加名气不大小公司。这是个很俗的理由，那时候的自己一心梦想的就是去decent的国际企业，过着decent的白领生活，想象自己天天和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工作，这才是我对自己的定位。 可是，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我记不起那天晚上为什么那么激动的辞职了。我隐约感觉到有一个更加让我热血沸腾的理由使我当初义无反顾的点下了发送键。好多天以后，我打开电脑，打开了自己收集的各种电子书的目录，当牛顿、爱因斯坦、、对称、水母与蜗牛这些文字从我眼前闪过的时候，突然记起了缺失的另一半故事。
February 15 借酒狂话在贵阳的日子要么是歇斯底里，要么是睁不开眼。 离开贵阳很久了，当年的哥们也是各占山头。睁眼一看自己果然是混得最没出息的，上海的哥们已经买房，贵阳的哥们不光买房，并且买车。 就这样，刚回来的几天就整天忙着陪着帮家伙鬼混了。一帮人拉到KTV，两瓶威士忌就砸到了桌上，开始胡吃海喝。 我总觉得我是被瞎眼的魔鬼HR抓取当办公室可怜小白领了，这个误会太大了——我还是比较适合在贵阳当土匪。由于土匪情结太重，以至于在办公室看着大家都太有素质，搞得自己很拘束，结果还得整天装模作样的装高素质… 自己开公司的那哥们先喝多了，大手拉着我的小手，说：哥们，法拉利今年暂时买不起，兰宝基尼400万不是问题……可是做人要低调，我现在只开雪弗莱…… Morgan Stanly的年薪X00,000(X>3)牛人姐姐坐在高素质的研究生中间传授找工作技巧，估计顺便考虑一下什么时候搞两套汤臣一品，结果还很虚伪的来问我：你那么便宜的房子在哪租的啊，好厉害啊，回上海你带我找房子嘛！ 在一中教书的哥们也相当爽，装得文质彬彬的家伙正在教高中语文，女同志们在讨论育儿经的同时决定把孩子交给他打理，要求其包吃包住包学费…… 吼到两点过，有家属的同志在家属的胁迫下被迫回家了，剩下开公司的家伙以及一帮没人要的家伙。开公司的已经喝道半傻半疯，仍不肯善罢甘休，遂电话令另一加班到深夜的家伙开车赶来，于是我又被拉到一个漆黑肮脏的城市角落去继续胡吃海喝，睁大眼睛一看，有素质的都回家了，剩了一帮土匪…… 开公司的终于喝吐了，被我死拉硬拽弄回了车里送回家了，临进们这家伙又拉着我的小手：好兄弟…… 最后只剩我和当消防兵的那哥们站在凌晨瑟瑟的寒风里，我陪他等车。问起他有什么打算，他皱了一下眉头，思量了一下，说：等我拿到两千万左右再出来吧…… 第二日，实在抗不住这样没日没夜的混，提前离场，结果半路遇见当年最能打架的一哥们，现已在某大公司当地区副总，坐在KFC聊起他彝族部下打架，那彝族哥们把刀压在别人脖子上，大吼：老子是大梁山的，谁敢动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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